孙中山：有信仰的革命，是与魔鬼作战
孙中山先生自小喜欢寻根究底，直到他十二岁，这种困扰才解决。那时中山先生一面入村塾读本国文字，一面从美国传教士学习英文。据《陆丹林革命史谭》所记，这位传教士即美国籍的克尔牧师，克尔牧师是中山先生开始认识西方文化的启蒙师，同时也是最早带领他认识基督教的人。
基督信仰在中山先生青少年时期，就已播种于他的心灵。
中山先生在檀香山的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College）苦读三年，并以第一名毕业。在学期间，除了正常的功课外，他也诚笃参加各种关于宗教的聚会和课程。早晚在学校教堂祈祷，星期日也参加圣安德勒堂的礼拜。韦礼士主教及其夫人对中山先生特别关怀，常跟他一起吃饭，圣经课程也由韦主教亲自讲授。此时中山先生慕道极诚，若非他大哥孙德彰反对，可能早就接受洗礼了。
中山先生于十八岁时由檀香山重返故里，面对落后保守而迷信的翠亨村，他忧心如焚，于是和知交陆皓东共同做出令翠亨村民愤恨惊异的大事──折断北帝神像的手指。这件事使中山先生不能见容于自己的家乡，乃被迫与陆皓东离家前往香港，进入圣公会创办的拔粹书院（Diocisan School）攻读英文，课余则从伦敦会长老有名的传道人区凤墀先生补习国学，也在此时认识喜嘉礼牧师，三人过往甚密。中山先生慕道之心益坚，于是与陆皓东（中桂）一同在纲纪慎会（Congregational Church）受洗，之后并时常与喜嘉礼牧师前往各处布道。
伯驾医师（Dr. Peter Parker）于1835年创办博济医院，为远东西医西药之祖，并在1855年附设医校，初仅收男生，嗣兼收女生，开中国男女同校之始。中山先生于二十一岁时得喜嘉礼牧师（Rev. C. R. Hager）介绍，进入此校习医一年，当时主持医院医务者是嘉约翰医师（Dr. John G. Kerr）。
中山先生在博济医校的同窗好友郑士良，毕业于德国礼贤会学校，并受洗归信基督，后来的惠州革命之役即由他主持策动。事败之后，他继续往来于香港、日本之间，策划再举，不幸被清吏买通歹徒，下药毒死于香港。
香港西医书院附设于雅丽氏医院之内，为第二位中国牧师何福堂（进善）之子何启博士所创办。1887年医院落成，何启与香港伦敦传道会为造就医术与科学人才，于医院内创办香港西医书院，意使中国人入于医术与现代科学之后，得以建设现代化中国。中山先生以该校师资设备俱优，且香港地较自由，旋即自广州博济医院转入该校就读，五年后以第一名自该校毕业。
1887年，韦廉臣牧师（Rev. A. Williamson）设“广学会”于上海，自设印刷厂，一面从事基督教文字布道工作，一面译着科学、政治、教育、历史等培德沃智的书刊，启发民智以改良中国社会，沟通中西情感，灌输中西新文化。1889年，由林乐知（Young Allen）主编出版的《万国公报》正式问世，成为对新思想有兴趣者必看的刊物。中山先生的《上李鸿章万言书》就发表在《万国公报》上。另有许多广学会书报的阅览处，也成为革命党员经常聚会之所，参与广学会工作的人，除上述韦廉臣、丁韪良外，尚有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他们对于中国近代化及革命运动的促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1894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山先生得邓荫南等人之助，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入会诸人在李昌住宅中宣誓，因为与会人士系基督徒，所以宣誓时，中山先生令各会员填写盟书，由李昌宣读，并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其后中山先生又得到老师芙兰·谛文（Frank Damon）牧师协助，在教会学校寻真书院的操场上，与入会同志操练兵操，准备大举革命。
“兴中会”成立初期，参加者仅二十余人，邓荫南是第一个参加者。当时革命行动急需款项，但捐款者寥寥，邓荫南将自己的农场卖掉，以为资助。中山先生得到这笔钱后，随即回国，进行革命。中山先生在海外各地奔走，号召同志，募集捐款，以支援革命。因中山先生本身是基督徒，响应者亦多传教士、信徒。中山先生在夏威夷的活动，除得到信徒邓荫南全力支持外，其他热心支持革命行动的人，如毛文明、黄旭升均是牧师，常热心邀请信徒去听中山先生演讲，以致于“假座耶稣教堂，听众二、三千人”、“座位之满，无容足地”，革命宣传能顺利成功，基督徒之功不可灭也。
中山先生常至道济会堂听王煜初牧师讲基督真理，内心深受感动。广州乙末之役失败当夜，他还从容不迫地前往牧师家参加聚会，会中还有王煜初的儿子及中国有名的国际法学家王宠惠博士，王宠惠曾与撰写革命史而闻名的冯自由倡组“广东独立协会”，以防止清廷将广东割让法国，并时常请求中山先生指导，中山先生也予赞助。
第一位为革命牺牲生命的烈士陆皓东，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青天白日旗就是他所设计的。其实在广州之役中，基督徒参与行动者甚多，当时双门底的圣教书楼是由基督徒左斗山设立，中山先生初在广州行医时，即假设该楼为诊疗所，并有王质甫牧师于诊所后进的礼拜堂讲道，传播新学不遗余力。广州重阳之役，左斗山被捕，王质甫得美国长老会香秉文牧师之助逃亡。左斗山被捕之前将藏在教堂内的党人名册和宣传文字投入井中，以免官厅大举搜捕之祸。
崔通约也是热心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兴中会会员。崔通约除着文鼓吹革命排满外，常在露天布道时宣讲基督福音与革命排满，现场每每拥挤不堪。
1902年，保皇党势焰高涨，中山先生乃将程蔚南所办的《檀香山新报》（一名《隆记报》）改组为党报，与保皇派展开一连串文字论战，保皇派的势焰才被镇压。同时中山先生又得黄旭升、毛文明等牧师之助，在戏院发表演讲三日，均极成功。
革命运动需款孔急，中山先生一生献身革命事业，饱经穷乏困苦。1903年，中山先生为奔走革命，曾亲至檀香山及美国，发行“军需债券”以筹款。但当时华侨思想保守落后，多为保皇党，除少数基督徒欢迎支持外，并无显著成果，在檀香山仅筹得两千余元，另在美国旧金山、柏克莱等处募得四千余元，仅够他与洪门大老黄三得在美国的旅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中山先生由檀香山赴美时，因保皇党构陷，被美国移民局禁止入境，困居海关木屋多日，幸赖在广东的基督徒友人左斗山、杨襄甫等两人署名的介绍函，获得热心的基督徒、同时也是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理伍盘照协助，始克解困。中山先生既获准入境美国，立即获得教会人士热烈支持，当时执教加州大学的邝华泰博士除热心捐款外，并加入“兴中会”。《中西日报》并即应允免费印刷邹容《革命军》一万一千册，为革命宣传工作竭尽心力。
1909年，中山先生在美国为革命奔走，十月八日由纽约赴芝加哥，得牧师萧雨滋父子之助，邀集同志多人恭迎于车站，并开欢迎宴会于聚英楼，中山先生即席演讲并提议成立同盟分会，萧雨滋牧师即率先与其他同志十余人正式加入“同盟会”。
革命志士的信仰告白
分设在两湖各地的“日知会”，在革命运动中立有汗马功劳。“日知会”创立的地址全在基督教堂内，主事者亦多是教会牧师与信徒，如曹埃布尔、刘敬安、黄吉亭、胡兰亭等人，均极力参与革命行动，宣传革命思想，并在会中授引青年广结同志，宣传陈天华所著之革命小册《猛回头》、《警世钟》等。
1904年十月十日，正逢慈禧太后七十寿辰，黄克强等在长沙、岳州、衡阳、宝庆、常德等五处地方发难，不幸机密泄漏，党员被捕甚多。黄克强逃入吉祥巷内的圣公会，得黄克亭牧师等人掩护支持，平安脱险。
中山先生一生辛劳，奔走国事，终于积劳成疾，但仍不顾一切，扶病北上，不幸于1925年三月十二日上午九点三十分，逝世于北平铁狮子胡同，入殓时遵照基督教仪式行礼如仪。据卢夫人（中山先生元配）答复香山商会的信中说：“……科父返天国，得闻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此乃科儿手书所言，十分多谢天父，允氏所求，复赐科父信上帝之心……”
康德黎在旅英华侨举行的追悼会中说：“孙先生革命的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
原文标题：《民国启建历程中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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