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关于基督教的常识误区,你知道吗?(上)

近日,抵制圣诞的呼声出现在各大媒体、网络上。这其中多少有点排斥基督教的味道。对于不少的国人来说,要认识这个独特的宗教,还有另外一些障碍。概括起来,这些障碍来自三个理论性和社会性的误区。

我在二十年前的一篇文章《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写道,中国追求现代化,一百年前先进人物们就在呼唤赛先生、德先生;现在中国也还需要科学、民主;但是我们对德先生、赛先生的介绍人,就是基先生,即基督教,总体上却持一种排斥的态度。这种自相矛盾的原因,主要是激烈的民族主义。中国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产生了民族主义,是必然的。但是如果过激,如果到现在环境大变之后,还保持过激的态度,那就值得反思了。现在学界和政界一些人,似乎依然保持类似态度而不作反思,并因而导致社会或国人思想中依然存在三个误区。

一是认为“一神论必然排他”

事实上,在宗教学者中也常听到这种说法。可能你们也听到过,觉得有理,无可反驳。一神论只承认一个神,当然排斥其他的神呀!反之,多神论包括许多神,就是包容的嘛!但这是似是而非的说法。为什么?这话有一个基本的误解和逻辑错误。因为一神论是相信宇宙间只有一个神,没有别的神,所以根本无从排斥--你相信世间没有张三这个人,你怎么可能排斥他呢?说一神论宗教排斥别的神,前提是承认别的神存在,但是这一类宗教没有这个前提,因为承认别的神存在,它们就已经不是一神论了!

另一方面,多神论的宗教,例如中国民间理解的佛教和道教,古代希腊、罗马的宗教,都是自成一个体系的,它们也不承认其他的神灵体系。比如罗马宗教有主神朱庇特、天后朱诺、战神马尔斯、美神维纳斯等一套体系,确实是好多神,它就不承认别的体系了,它不可能承认佛、菩萨和罗汉体系。中国的道教自有一套神灵体系,它也不可能承认罗马宗教的神灵体系,尽管它们都是多神教。如果不承认别的神就是“排他”,那么不承认别的体系当然也是排他。多神论并不意味着包容他者,基督徒并不因为五百罗汉里面有耶稣的名字而认为已经被佛教包容,穆斯林也并不因为巴哈伊教尊敬穆罕默德而认为已经被巴哈伊包容。包括一神论和多神论的所有宗教,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排他的,因为它们都认为自己正确。这很正常(如果认为自己不正确,那就应该信仰其他宗教了)。宗教都有一定的排他性,但是说一神教比多神教更具有排他性,这是不能成立的。

排他性可以是理论的、思想的、可以讨论的,而不是强力的、暴力的、强迫服从的。英文exclusive(排他的)这个词,在新闻媒体中经常使用,意思是“独家”,指的是这条新闻只有这家媒体掌握。“只有我有”,不是说要排斥别人(别的媒体也可以有),只不过我在先。exclusive不一定是我们说的那种“排他”,它在很多情况下,表示专一、单一。这在基督宗教里面更加明显。

基督教的exclusivism被译成“排他主义”,它的实质内容如何?我可以举例说明:当代英国神学家AlanTorrance,在中文《维真学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然主张exclusivism。编者要求中国学者写文章回应,中国教授们的文章都说:Torrance主张排他主义,太可恶、不宽容,该批!但是我发现,Torrance的意思是:基督教的“排他主义”,是要排斥一个东西,排斥什么东西?就是排斥排他主义!是要主张一个东西,主张什么东西?就是主张爱,因为我们认为爱是人类社会解决一切问题的最后出路。所以,我们反对一切排斥爱的东西,反对一切仇恨。你看,所谓基督教的排他主义,就是这样。意思就是主张包容,主张爱人,凡是主张仇恨和排斥的主义,我们坚决排斥,但是绝不排斥抱有这些主张的人。我觉得他讲出了基督宗教的精髓,意思是:如果你主张仇恨,主张法西斯,主张军国主义,主张恐怖主义,那我就反对你的这些主张或主义,但是我不会杀你,我还是爱你。于是我就把我的回应文章标题为《刀子嘴,豆腐心》,英文是“排他主义掩盖下的包容主义”。

联系到历史,所谓基督宗教的侵略性问题也同前面的话题有关系:是不是一神论的宗教都用暴力排斥多神论的宗教,而多神论就不排斥一神论呢?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是,基督宗教诞生之后三百年,都受到罗马帝国的迫害,罗马帝国信奉什么宗教?多神教。罗马帝国用它的多神教,严重压制和迫害基督宗教这个一神教。还有,伊斯兰教这个一神教产生的时候,也受到麦加贵族的多神教压制,他们逼迫穆罕默德到了麦地那。我们有些学者讲多神教宽容一神教的时候,把这些历史事实都忘掉了。还有些人听别人这么讲,就也跟着讲,不思考,不求证,以讹传讹。

二是认为“基督教帮助侵略”

说到基督宗教传进中国,很多人都把它与侵略战争相联系,甚至认为它帮助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那么,基督宗教传进中国的基本史实是怎样的呢?

基督宗教传进中国,一共四次。

第一次在唐朝。唐太宗先是欢迎它,后来向全国发诏书,宣布“此教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意思是他研究了几年之后,发现基督宗教对人民、对自然有利,所以全世界都应该实行。当时唐太宗接见的是阿罗本主教,阿罗本是骑着马进的中国,不论白马黑马,反正是骑马没有带枪,是和平交流不是侵略战争。第二次在元朝,教廷派使节孟高维诺,也是骑着马到北京,受到皇帝元成宗欢迎,获准在中国传教。第三次在明朝末年,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不仅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各种学问带入中国,而且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成拉丁文带到西方,又是和平的文化交流。后来有少数儒家学者掀起一些事件,所谓南京教案和“历狱”等,他们持什么主张呢?比如说,掀起第二次教案的杨光先,他的观点是这样:“宁可让中国无好历法,不可让华夏有西洋人”!但在此次成功的文化交流之后,尽管康雍乾三朝禁教,基督宗教在中国却再也没有消失。第四次是1807年,马礼逊到中国,译经办学编词典,传入基督新教。那也是和平的文化交流,不是侵略的战争结果。四次传入,皆是如此。

现在,更有无数的学者发现,大量的事实、证据表明,传教士们对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无法磨灭的多方面的贡献。中国最早的现代学校、最早的现代医院、最早的新闻出版事业,以及现代的生活方式,比如体育运动、公共卫生,包括女人不再裹脚,男士不再纳妾,这些现代生活的基本要素,基本上都是跟传教活动和基督教会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后半叶,传教活动的确与列强入侵相重叠,但是以一些片断事例把二者混同,显然牵强。正如和平交流的丝绸之路和白骨累累的玉门关沙场有空间的重叠,却不能把文化交流与残酷的战争混同一样,时间的重叠亦然。

(本文根据何光沪在新书《秉烛隧中》发布会发言的下半部分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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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2014, December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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