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也曾踢进奥运会!——细数鲜为人知的中国足球辉煌史

2018第21届足球世界杯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虽然没有中国球队,但中国球迷的热情并不因此削减。事实上,若追溯历史,足球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据记载,早在很久以前(约唐朝)的中国,就已经存在“蹴鞠”这项体育运动。后来在历史大浪中,蹴鞠在中国经历了由盛转衰的过程。

 

而现代足球的起源地是在英国。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现代足球在中国的发展和推广,离不开西方传教士的倡导以及新式学校的示范鼓励。

 

天津足球辉煌史

 

要说中国足球历史,不得不提到天津。天津是中国足球起步较早的地方,而且天津早期足球运动的雄厚基础,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留下了值得骄傲的辉煌印记。

 

天津开放后,当时天津的武备学堂、中西学堂、新学书院、南开学校等学校相继将足球纳入课程设置。各学校中,新学书院的足球水平首屈一指。天津历史上最早的一支学校华人足球队,就诞生在新学书院。新学书院是一所教会学校,前身是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于1864年创办的养正书院。建校初期,爱好足球的英籍教师就在学校师生中推广足球运动,而这些教师中,最出名的要数李爱锐。

 

1902年1月,李爱锐出生在天津马大夫医院(解放后改名为天津人民医院)。他的父母是英国伦敦会差到中国的宣教士。如果你看过电影《烈火战车》,一定对他不陌生。电影的主角正是李爱锐。李爱锐是“一个怀着中国心的苏格兰人”,他获得过1924年巴黎奥运会获400米冠军,后在天津17中学执教十几年。在抗日战争期间,他用智慧挽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1943年被日本人关入山东潍坊的“外国侨民集中营”,1945年在集中营病逝,时年43岁。1981年,英国将他的传奇生平拍成电影《烈火战车》,该片荣获奥斯卡四项金奖。

 

李爱锐对中国运动员的培养非常值得一提。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他曾被聘为中国奥运代表团总教官。而在天津教学期间,他尽心尽力地培养出不少中国青年运动员,比如全国著名“三铁”运动员刘福英,全能跳高选手吴必显等,都成为当时旧中国很少能参加奥运会比赛的中国选手。在足球方面,他也培养出了不少人才,知名的有铁门丁、前锋赵洪林等。

 

李爱锐当时所在的学校是天津知名的新学中学。李爱锐去到那里不久就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员。除了教授文化课,李爱锐以伦敦史达姆福德桥运动场为设计蓝图,为该校规划了标准化的运动场,使天津成为当时远东拥有最好运动跑道的地区之一。

 

在他的教导下,学校陆续培养出全市和全国闻名的射手袁庆祥(号称“袁三响”),优秀守门员丁煦春(“铁门丁”),以及后起的能攻善守、身怀绝技的孙思敬,号称“镇三山”和锋线快马赵洪林等。其中袁庆祥踢右后卫,脚头特别硬,人们都叫他“袁三响”。他用脚的外侧运球能顺着边线一直踢到前边的右翼,既不出界也不会被人抢走。他踢凌空球一般不超过10米,很少踢高球,有力和准确是他最大的特点。丁煦春是守门员,因为他把大门把得牢固,人们送他个外号叫“铁门丁”。他的基本动作全面娴熟,扑、跌、滚、抢、抱,无所不能。这些人都曾代表中国足球队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的比赛。

 

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元坑   

 

除了天津,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中国足球发源地便是广东元坑。

 

元坑地处梅州市西南部的五华县长布镇,这里崇山峻岭,朴实的客家人在此世代耕作,繁衍不息。不过,这个看似边远的山区,却是梅州基督教徒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100多年前,外国传教士来此布道,建教堂,办学校——中书馆,传播近现代西方文化,同时把在欧洲刚刚兴起的足球运动带到中国。不知不觉间,足球运动从元坑(又作源坑)散播四方。1936年的德国柏林奥运会,代表中国参加足球赛的亚洲球王李惠堂,正是长于离长布镇不远的横陂镇,他就是在这里结缘足球运动。

 

要说长布镇的足球起源,不得不提到当时的元坑教会。元坑教会是一个属于基督教新教的差会,由瑞士巴色会的传教士设立。1866年,瑞士巴色教会在元坑村建立教堂后,创办了一间初等学校。中书馆后来改名为萃文中学,如今,萃文中学依旧延续着中书馆良好的教学传统,其中影响后世最为深远的当属传教士在此开设的体育课程,他们带来的现代足球的游戏规则,影响了整个粤东地区。德国传教士毕安、边得志两人常年在此教学。其中边得志精通体育技艺,特别善踢足球。

 

当时元坑中学的教室、校舍等欧式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上和山腰;该校针对山坡陡峭的地势,从校园左侧起修建一条3米宽的400米环山跑道;在山脚下的山坳里,有三面环山的草坪操场。在操场两端用木料搭成球门,由边得志教学生踢足球。更为难得的是,元坑中学也因此培育出了魏锦新、江爱其、魏灵圣、李伟容、李华瑞、李其美、李兴横、李法春等中国内地的第一批足球运动员,之后更是成为了足球运动在梅州地区传播的火种。

 

由于把足球运动引入中学教育之中,顿时元坑中学声名鹊起,不仅是五华本县学子蜂拥而至,东、梅两江各县和东莞、惠阳、宝安等基督教教徒的子女,也纷纷前来负笈求学。1876年,元坑中学因此增设师范班,培训师资以适应教会兴办中小学的需要。元坑一时也成为了巴色会在东、梅两江的中心,人文荟萃之地。难怪当地人说起元坑无不骄傲,甚至称华侨从海外寄信回家乡,信封上只写“中国元坑”,信件就可以准确无误投到。

 

贵州足球摇篮“石门坎”

 

对中国足球贡献杰出的还有英国传教士伯格理。今天贵州足球的发扬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伯格理在石门坎做出的贡献。

 

伯格理原名撒母尔·波拉德(Samuel Pollard),1864年出生于英国康沃尔,天资聪颖。23岁的时候,他放弃了安逸的生活,于1887年来到中国,作为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传教士,身兼牧师、教师和医生多重身份。经过辗转曲折的经历,他来到石门坎,并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地方。伯格理不仅创立了苗文,兴建学校,开启民智,还把足球等体育项目带到这里。

 

伯格理本人在英国爱好两项运动,一个是足球,一个是游泳。来到贵州后,1914年,他在石门坎方建了一支足球队。这支足球队不仅球打得好,而且已经到了一定的竞技水平了。一九三几年,当时四川的军阀杨森调到贵州做主席,路过石门坎,看到石门坎有一个足球场,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本人喜欢足球,部队有足球队,就让自己部队的足球队和石门坎当地的足球队比赛,连赛三天,结果石门坎的足球队胜两场,军队的足球队胜一场。杨森说你们所有人都把鞋脱下来,送给对方的足球队,你们还有脸穿鞋吗?因为石门坎的球员是没有鞋穿的,他们打赤脚踢球。石门坎是贵州省“足球的摇篮”,大部分足球队员都来自于石门坎一带。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国家足球队,其中就有两名队员来自石门坎。

 

今天中国足球虽然不足以踏上世界杯,但是回顾中国的足球历史,深厚的历史底蕴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足球依然有很大的希望。那些将现代足球带进中国并发扬光大的传教士们,更值得我们尊敬和缅怀。

 


本文参考《天津足球历史》《近代天津足球记忆》等文,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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