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他曾锒铛入狱，却对“重价恩典”有如此深的领悟

“罪人唯独因信称义、唯独在基督里称义”，这是潘霍华神学观的中心要旨。潘霍华深深拥抱路德的主张，认为称义──就是唯独信心、唯独恩典、非靠功德的称义──是使教会屹立不摇或衰败崩解的核心教义。他师承路德的基督论和伦理道德都是因信称义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潘霍华极为看重“唯独基督”，其神学架构、分类项目皆源自路德的称义论，如律法与福音、罪、良心、神的公义、恩典、信心、自由和成圣等的观念，当然还有耶稣基督。

神使罪人在耶稣基督里称义，潘霍华对神这番作为深深着迷。其著作《追随基督》（Discipleship）的要旨，就是要重新找回恩典，也就是宗教改革运动所主张的唯独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

廉价的恩典

对潘霍华而言，“廉价恩典”此一概念的实行，会使人无法正确认识因信称义。廉价恩典基本上是“用来认可与证实这个世界”，也是人类创造出来解释和操控这世界的方法，“罪得赦免是一般性真理（general truth）”，而且“只有罪得赦免，罪人没有称义”。罪得到权力，可以不被挑战，罪人则继续受罪的掌控，至终孤立无援、无法称义，只能靠自己自称为义。这样的称义没有源头，只好回头再跳进律法主义。

“廉价的恩典”是人类企图用来脱离罪的辖制，但无须真正脱离犯罪的心态；用来免去审判，但无需真心悔改；用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与世界价值观的慰藉，不用真的寻求神到底是谁。“廉价恩典”让“世界”按照自己的律法、教义和信仰维持不变，最后，恩典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它只证实我们罪的存在。各种形式的“廉价恩典”，变成个人犯错的借口，使教会和神学世俗化，也把基督错当为“文化中的基督”（Niebuhr, 54-55）。

廉价的恩典会迷惑人心，因为它看来像是真心诚意要贯彻活出唯靠信心称义的所有内涵。在廉价恩典的面具下，信心是顺服的预设前提，那份顺服是真的顺服，因为它并没有企图要挣取救恩。拥护廉价恩典的人并非放荡不羁的自由派人士，他们不会说：“既然我已因着信心称义了，所以我可为所欲为。”相反地，他们会说：“既然我已因着信心称义，就不会假装自己变成另一个人，仍然作我自己──一个唯靠恩典被救赎的罪人；我会停止以顺服来赚取律法主义的积功成义，并放弃对更高层次之公义的傲慢渴望。凭着对恩典的喜乐与感恩，等候主再来的这段期间，我会在创造的秩序中谦卑地服事神。”廉价恩典的拥护者都是诚挚且讲求道德的信徒。

但他们所相信的并不是神。对他们来说，恩典的原则已变成“神本身、恩典本身”。那份使人成义的信心，是靠恩典得救之原则的信心，而不是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恩典的原则，取代了神在基督耶稣里的存在。

透过“善工”，得救赎也是信奉“廉价恩典”的一特殊观点。潘霍华认为，相对于“廉价恩典”，“重价恩典”仍是恩典，但无法透过“善工”来赚取。然而，他愈多谈论门徒的代价（他认为门徒的代价与恩典密不可分），愈发现更需要清楚区分“作工”和“作门徒”间的差异，并且须强调恩典的角色。潘霍华极力推崇顺服的重要性，也就是奉献自己作基督的门徒，这点看起来似要以“善工”来交换恩典，也彷佛使“唯独恩典”的教导受到质疑。潘霍华却申明：“比起其他关于作工的命令，廉价恩典的说法反而领更多基督徒走入歧途。”潘霍华对于作门徒的重视，并非是在强调“作工”。鉴于“作工”属于“廉价恩典”的范畴，人们认为那是凭自己能力可能做到之事，或做自己擅长的事，为要赢得救恩的保证；作门徒，则先从承认“我们能作的都是徒然”开始。

就潘霍华的观点，“廉价恩典”能帮助人类向神“买时间”，并且“利用”恩典作为逃避在基督里与神相遇的手段。结果恩典是以神儿子的死作为代价，将人自由选择远离神的后果──也就是罪──一笔勾销，并且使我们的那份自由不受质疑。潘霍华认为，这种恩典的说法否定了身为基督之耶稣的死与复活的本质，也就是道成肉身。

重价的恩典

若恩典是一种审判，是“旧亚当”、罪恶的旧“世界”之死，同时也是“新创造”，那么恩典就意味改变。“它代价高昂，因为需付上一个人的性命；它也是恩典，因为它给人唯一真实的生命。” “重价恩典”的一项要素，就是必须要做出决定，以及人必须依着恩典引发的改变而有所行动，也就是必须有“顺服的举动”。其“第一步”，如潘霍华在《追随基督》中所说，就是“在人类自由的范围内所行的外在作为”。

“重价的恩典”对潘霍华来说，是“最终”呈现的恩典，也是“基督徒生命的最终可能性”（ultimate possibility of Christian life）。因此，他承认耶稣所行之“路”的重要性。把此“路”与基督耶稣相结连，在类似圣礼的概念上，此路俨然成为救赎之道。潘霍华认为，人若不分担耶稣的道路、受苦和挣扎，就无法参与救赎。依据潘霍华的理解，恩典降临于道路的终点，发生在人凭己力却陷入绝望的矛盾巧合中，进而降服于神，得释放进入终极的自由。基督耶稣来到世上，不是要挪去人一切的苦难，端视人每日的生活便可明了；祂进入到我们的存在，如同神的道成肉身，透过这样的临在向神活出全然顺服的生命，而能将这样的临在引导成为神的“本质”。

此外，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在潘霍华看来，或许将遭遇更多的挣扎、孤立与绝望，唯一的安慰就是那条路祂已走过。如果耶稣基督是作门徒之路的起点与终点，那么祂就是那条“路”。

就潘霍华的观点，这信心之道非常个人化。有其独特命运和存在意义，因而受召走上门徒之路。同样，这也是耶稣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能将自己与耶稣呼召的其他人看为一致，因为他们自己也是神之道的部份重要元素。”其中，门徒被描述为在“路的尽头”惊讶地发现绝非不证自明的真理──恩典是昂贵的，只因“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此处的恩典是神对人类生命“总和”的解答，不是“我基督徒人生的数据”。借着呼召和恩典，人得以站在路的终点，潘霍华以路德为例来说明其义。路德苦苦寻求“慈悲的上帝”，经过一番痛苦挣扎而寻到，慈悲上帝更进一步引领他走过成为耶稣基督门徒的新战场。 顺便一提，路德的景况与“廉价恩典”的概念对立鲜明，而廉价恩典正巧是信义宗正统派后来从路德的教导中推演而来的。

廉价的恩典不是恩典，而重价的恩典是纯粹的恩典。廉价恩典是最无情的律法主义，而重价恩典则是耶稣基督白白赏赐，唯有凭信心接受。廉价恩典是以恩典之名，背叛恩典之实；重价的恩典是纯然的恩典，无需资格、条件和代价。《追随基督》一书强调恩典与作门徒两相结合，并说所谓的基督徒信心就是作门徒。这原本是针对纳粹时期的具体历史情势和议题，以及信义宗教会对信心与行为两者间关系的看法。然而，潘霍华却主张信义宗对信心与行为的真正看法是隐含在“作门徒”的概念之下。对潘霍华来说，“作门徒”是基督徒存在的一种形式，包含信心与善工，追本溯源乃与基督的联合一致。事实上，“来跟从我！”这命令的所有内涵就是耶稣，那是纯粹的恩典。

因此，来跟随祂的呼召与耶稣基督密不可分，透过这位呼召者的恩典，所有律法主义都被打破。那是恩典的呼召、充满恩典的命令，超越了律法与福音两者之间的对立。

“来跟从我！”这个命令既没有提出待完成的事项，亦无提供足以用来自我称义的计划，就如追随廉价恩典者所害怕的。耶稣只是单纯呼召人进入祂的同在。这命令终结了罪恶自我奋力争取的本质，仅存的唯有耶稣基督自己。在发出跟随命令的当下，耶稣向人类跨出了最后一步，变得与人更亲近，比人与人还亲密。耶稣最后的恩典之举，就是发出命令：“来跟从我！”祂藉此走向人，甚至取代人的地步。因此，来跟从的命令是恩典的呼召、是充满恩典的命令，“超越律法与福音之间的对立”。

“作门徒”的本质，如潘霍华所定义的就是单纯的顺服。耶稣呼召与门徒顺服间的直接关系，就是单纯的顺服。潘霍华认为，耶稣呼召税吏利未便是最清楚的例证。“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亚勒腓的儿子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当耶稣一呼召，利未立刻就以顺服响应。

信义宗教会在潘霍华时代拒绝单纯的顺服。教会拒绝看见圣经中的单纯顺服，将呼召与顺服间的立即关系另作解释。他们推测利未之所以能立即顺服，原因是他早已认识耶稣，所以早就预备好要来跟随祂。再者，教会认为实施耶稣的呼召是受限的，对当时的环境、情势实无用武之地。

潘霍华之所以漠视单纯顺服，是他对路德的生命与神学观的误解。潘霍华时代的伪路德信徒（pesudo-Lutheran）认为，路德是抱着天主教的积功成义观点进入修道院的，正如名句“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所言。为了寻求信心，路德来到了修道院，因为他当时认为信心取决于对律法的顺服。后来，路德也是在修道院里发现信心不是人努力争取来的，而是神的恩典。作门徒的呼召，对路德而言，并没有挪去要遵守耶稣之困难要求的责任，相反地，路德被激励更要在这世界活出他的信心。因此，并不是“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而是“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信在顺服之先，也是凭着信心、因着信心跟随。因着这番体悟，路德离开修道院的律法主义，重新进入了世界。根据对路德生命的这番解释，伪路德信徒反对“只有顺服的人才会信”的律法主义或积功成义，并极力拥护“只有信的人才会顺服”原则下的因信称义。

但对潘霍华来说，这样的因信称义会产生问题，因为它除去了顺服的必要。如果顺服是要凭着信心，就会带出顺服对信心来说并非必要的结论，这会大大排除顺服之举的必要性，也就变成潘霍华所称的“廉价恩典”。恩典的功用，变成“掩饰罪的廉价手段”，“人”无须痛悔自责，也不觉得“自己需要脱离罪的辖制”。这个神学观点只申明信的人会顺服，它不仅教导廉价的恩典，也拒绝单纯的顺服。一种将信心或行为排出优先级的虔诚信仰，无法支持鼓励单纯顺服的门徒生命，反而会堕落成积功成义或廉价的恩典。

信心与行为这两难问题该如何解决？潘霍华在《追随基督》一书中论到，可透过他所谓“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situation where faith is possible）来解决。关于此处境，潘霍华提出四要点。

“第一，唯有耶稣基督的呼召能使其成为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第二，可产生信心之处境绝非人所造的。作门徒不是人自己提出来的，唯有呼召才能创造此处境。第三，该处境的价值绝非在处境本身，唯有呼召使其称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产生信心的处境只能在信心中发生。”

潘霍华用“呼召”、“处境”、和“信心”来描述顺服信心的生活，在这样的理解下，我们才能正确说明“信心”和“顺服的工”两者之间的关系。耶稣的呼召带出可产生信心的处境，同时也是信心才可能带出的处境。

结论：

二十世纪的上半场，身为信义宗之子的潘霍华曾坚守新教之保罗式改革运动神学（Pauline-Reformation）的称义教义。罪人唯在基督里因信称义是潘霍华的中心思想。保罗式改革运动神学的称义教义，对潘霍华来说，不仅仅是信仰上的传统里程碑，他也大大采纳其教义，成为他神学观的基本要义──我个人认为如此。潘霍华认为基督徒生命因祂而生，单凭对祂的信心而称义。

人类真正的自由，来自于在耶稣基督里的称义之道所赐予信徒的新身份。称义之道中，从起初到末了，基督必须全然都是为了信徒。潘霍华认为，基督徒生命就是要一再重复地放弃想要更称为义的想法，因为那种称义只是一种自我的特质，我们反而是要凭着信心抓紧基督作为我们唯一的义。从起初到末了，潘霍华一直是个谈论恩典的神学家，而他的称义观是他对真理所做的最大见证，也就是唯靠恩典、唯凭信心在钉十架、复活、升天的神儿子里得救。

本文节选自《潘霍华论称义与重价恩典》，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