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恩典消失的时候，正义也将无处可寻

基督徒是否应该关心社会正义，并尽力作出回应？这一直是当今的基督教讨论的热点话题。毫无疑问，当今的社会充满了许多非正义，但真正带来改变的，仍然是在恩典当中作出的回应。

我为什么关心正义？

孩童时期，施行正义并不是我的兴趣。在成长过程中，我曾躲避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他叫杰弗里，是我小学和中学同班同学，他曾住在“第八街桥下”。在我的学校，社会等级非常森严，一些学生是圈内人，而另外一些被归为不合群的圈外人。他的衣服是从二手店买的，不太合身，而且他身上的气味很难闻。他被无情地耻笑，甚至在学业上也遭到惩罚，没有谁愿与他合作。我承认我大多数时间也躲避他，因为我属于不合群的圈外人，正一心希望改进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没有同情杰弗里或意识到他所承受的不公正，而是也开始欺负这唯一一个比我更被边缘化的孩子。

当我在60年代末进入大学时，我成为被民权运动改变的一代大学生。我了解到南部黑人和民权抗议者遭遇的体制性暴力。我特别记得自己被麦瑞迪斯的影像所震惊，他在1966年，为争取选举权利而进行的游行中被枪击而死，但杀死他的人在一张照片中看起来却很镇定。我很吃惊地意识到，像种族隔离这样一种非正义的制度，居然可以这么轻易被整个社会合理化。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人生中所听到的成年白人所说的道理，很多都是完全错误的。

“你知道吗，你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虽然我在成长过程中一直去教会，但上大学后，开始对基督教失去兴趣。一是因为，我处在两个完全没有联系的圈子中，一边是我那些支持民权运动的世俗朋友，一边是基督徒，但这些基督徒却认为马丁·路德·金对社会构成了威胁。

后来出现了一个转机，我发现了一小群善思的虔诚基督徒，他们将自己的信仰与社会中的每一类正义结合在一起。有一件事是我起初没有看出来、后来意识到的：实际上，圣经才是正义的基础。我学到，《创世记》中的创造叙事，原来就是西方人权思想的起源，而且圣经的先知著作中充满了对正义的呼唤。多年以后，我才知道，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正是源于非洲裔美国教会中对罪和救恩的观点，而不是世俗主义的影响。

当我第一次在弗吉尼亚的霍普韦尔（Hopewell, Virginia）担任牧师时，我决定修读一个教牧学博士课程，我的论文是关于如何训练执事。在长老会教会组织中，有两种职分：长老和执事。在教会历史上，执事被任命去服事社区中的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但随着时间流逝，这一传统不在了，执事演变成看门人和财务管理者。我导师挑战我研究这一职分的历史，并设计一些方法，帮助长老教会恢复他们教会生活中在这方面的传统。

我接受了这个论文题目，它促成了我的一个转变过程。我去附近一个大学的社会工作系，拿到他们基础课程的一个完整书单，就开始读所有这些书。

结束在弗吉尼亚的牧师职分之后，我进入费城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任教。我们系里有四位教员都住在内城区，而且教导关于城市事工的课程。我每周会在院系会议开始之前早到十五分钟，与系主任康恩单独谈话。康恩非常热情地委身于城市生活和服事。我意识到，自己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是我当时没有想到过的。我二十五年前读过他的一本小书《传福音：行公义和传讲恩典》，其中的主题深深进入我对上帝和教会的思考中。

康恩教导的激励，以及我在80年代费城的城市教会所经历的一切，使我在1989年回应了一个搬回纽约市的邀请，然后开始建立一个新教会——救赎主长老教会。

关于恩典和正义

弗吉尼亚小镇霍普韦尔和大都市纽约之间存在很多差别。但两地之间有一样事物是相同的。让我很吃惊的是，一个人对上帝恩典的把握和经历，与他向往正义、渴望帮助穷人的心是直接相关的。我在两地都曾传讲过一个经典的信息，即上帝并不赐予我们正义，而是借着他白白的恩典来拯救我们。我发现，那些最受这一信息感动的人，也成为最敏感于他们周围的社会不义的人。我在霍普韦尔的教会有一个人叫谢尔顿，他的生命经历了一种深刻的改变。他转离了一种枯燥的、道德主义式的对生命的理解，开始明白自己的救恩是以耶稣那白白的、人不配承受的恩典为根基的。这给他带来一种被更新了的温暖、喜乐和信心。

哈佛的斯卡利写过一本精彩的小书《论美和正义》。她提出的论点是，美的经历会让我们少一些自我中心，而更多接受正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我观察到，当人们看到上帝恩典在基督里的美好时，恩典就会有力地引导他们追求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