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五·四”，只剩下青年节

五四青年节，是中华青年的节日，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为“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真正的五四精神，在这个时代仿佛有了另一层面的诠释。如果说，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起源，那么，“爱”就是一个文明能持续发展的核心源动力。

记忆中的五四

五四青年节，是中华青年的节日。从前关于“伟大的五四”的林林总总却并不详尽的记忆，瞬间跃然于脑海。那些救亡图存的场景，一个个民主战士的激昂斗志，忧国忧民的壮志情怀是如此真实；他们的忧伤与盼望，痛苦与真爱，也如此刻骨铭心。五四虽已过去近一个世纪，先辈们已化为历史的尘埃，他们的目光在历史的帐幕中，仿佛一直注视着后辈的“幸福与合理”（鲁迅）。

当青年节成为五四唯一的传承，当我们回避五四精神的本真，五四精神在这个时代被严重遗忘、误解甚至亵渎，五四精神被凝固于早先的时代，幻化成一个表面化的青年节日。这是我们对五四残存气息的唯一缓和。

事实上，在我的思想意识和有限视野里，关于五四的本真情形，也只是早年通过官方教材略微了解一些。我出生并成长的年代距离五四将近一个世纪之隔。正仿佛闾丘露薇在她的博文中坦率的说：“不过对于五四精神，虽然是再自然不过挂在嘴边的名词，也记得反帝反封建爱国行为这样的定义，其实对于五四运动还有五四精神，那个时候的我，只知道这些，也只需要知道这些。”这个时候的我，所知的或许比她还要浅薄。我们都只是以局外人的身份，看到一角的风景，晚辈是无法亲历或目睹当年五四的激进与壮烈。

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当我近日阅读《百年老课文》，企图在闪烁着理性光辉的文字中，捕捉并还原五四的最初模样。我内心产生的矛盾和挣扎非比从前。我必须同时穿越两个截然不同甚至互相对立的时代，我渴望寻求一种平衡。彼时的五四运动，正义浩然，社会公义与民族复兴于浩茫的天地间被完美彰显。无论外敌如何强大，民族内部有一种对公义和真理的渴求。鲁迅的目光尖锐、犀利，他的悲天悯人是对中国的祝福，关于“吃人”的论述不是反面的爱国教材，他以锋利的呐喊，希望弥补民族的内在缺口，唤醒国人沉睡的灵魂。几乎每一个五四先锋，站在风口浪尖的历史关头，五四精神“就好像星星之火，推动着中国走向变革。而不同的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是却能够同样掷地有声。”（闾丘露薇）

五四应该被我们纪念，并不限于一种思潮或节日，而是源于对公义和真理的持守。

回望当下，我不可避免产生良知的失落。这个时代，不欢迎也不接受任何“宏大叙事”，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被分割，在世纪末边缘和新世纪之初，我们在集体无意识（荣格）的海洋中，走向一个并不明确的方向。我们不会再寻找“意义”。时代的主旋律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让所有传承都被遗忘，面目全非。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中的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令人绝望的冬天，也是充满希望的春天；这是信仰的时期，也是怀疑的时期……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崭新的文明形态

陈独秀先生在《新青年宣言》中提供了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基本雏形：“ 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无论这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最起码代表了当时五四人士的良好愿景。当鲁迅先生急切地告诉我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个精神斗士，建立于爱“人”之上的爱国体现。无法想象，有的人只是为了打开一扇通往光明的窗户，便为此奉献一生。

此般的爱的文明，“需要你的心接受天地间的消息，它需要你悲悯，需要你愤怒，需要你救赎。只有在那样的时刻，你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