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子乱伦，兄妹之恋，如此意乱情迷，人类情爱如何救赎？
《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不是报应，而是我所觉得的天地间的“残忍”……这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称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近代的人撇弃了这些观念，直截了当地叫它为“自然法则”。
曹禺写在《〈雷雨〉序》中的这段话，几乎是在讲述《雷雨》的“尾声”：时间是大年三十。地点是已经成为教堂医院的周公馆客厅，室内壁炉里的火焰，悬在壁炉上方的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出场人物是“拿了一本圣经读着”的修女看护、两个小孩、“头发斑白，眼睛沉静而忧郁”的“苍白的老人”。画外音是从远方传来的教堂钟声和“教堂内合唱颂主歌同大风琴声”。曹禺强调说，琴声“最好是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
身处圣乐之中的“苍白的老人”是周朴园，他为了看望周繁漪和鲁侍萍，再一次回到周公馆的客厅。这两个女人已经疯了。而周萍，周朴园与鲁侍萍40年前的私生子，曾经与自己的继亲和妹妹乱伦的男人，早已经自裁而死。只剩下绝望、迷茫的周朴园“坐在炉旁的圈椅上，呆呆地望着火”。
曾经有批评者将《雷雨》的主旨归纳为揭露封建大家庭的罪恶。曹禺却坚持说：“这固然有些实际的东西在内（如罢工……等），但决非一个社会问题剧。——因为几时曾有人说‘我要写一首问题诗’？”
当然，这是大环境下的“胯下之辱”。后来，作者终于“承认”自己创作的这部经典戏剧是意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可《雷雨》尾声（连同序幕）的场景和气氛太像一首安详、和谐、凄婉的宗教诗了，何况作者已把周朴园置于其中接受“煎熬”。
在《雷雨》被写成的年代，基督教在中国上流社会颇有影响。按照圣经所提到的基督教“原罪说”，人类始祖受亚当夏娃诱惑违背神意，骤然丧失了与上帝的自然关系，致使整个人类沦入与神隔绝的可悲状态。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救恩，才能重得上帝的恩典。倘若人类拒绝悔改，必将遭受奴役。就此而言，信仰和悔改与其说是一种精神活动，毋宁说是一种趋奔上帝怀抱的客观姿势。
后来，中国进入了一个特定的时代，《雷雨》也就有了前后两个版本。第二个版本的结尾看似声讨“罪恶”，内含却已大变，转变为一个人在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的层面上向另一些人悔改。这与其说是向世俗政治妥协，不如说是被迫将“悔改”精神转换成了“怨恨”精神。相比之下，修改前的周朴园的宗教式悔改，显然更加发人深省。
人类实际常常感觉到，大起大落只需顷刻，无人能逃过命定的罪与罚。一个试图随意支配别人命运的人，连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把握。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本我是本能的活动中心，是各种本能构成的心力总量的储藏处。本我执行“唯乐原则”，倾向于满足本能欲望。自我遵循“唯实原则”，超我恪守自我理想、良知禁律。自我和超我检查本能冲动，并促进或阻挠之。因而，人的精神生活可归结为冲动与抑制力量的相互作用。
《雷雨》的主人公们有情有欲、有爱有恨，这本是人之常情，可是他们几乎完全无法自制，内心深处爆发激烈冲突。鲁侍萍意外撞进周家，情不自禁地想见见离别近三十年的亲生儿子——周萍。理智告诉她，如果“哭哭啼啼地叫他认自己的母亲”，只会给儿子丢人；“他的地位，他的教育，不容他承认这样的母亲”。就在这矛盾的心理中，鲁侍萍与儿子相见了：
鲁妈：（走至萍前）你是萍–凭——凭什么打我的儿子？
周萍：你是谁？鲁妈：我是你的——你打的这个人的妈。
两次险些出口的失误，是鲁侍萍内心深处被激发出来的痛苦。周朴园三十年来也并不是事事遂心如意，尤其是年轻妻子周繁漪的情欲旺盛与桀骜不驯，令他痛苦不堪。不满现实会让人产生两种愿望：期盼未来和回归过去。周朴园选择了后者，回忆自己曾经有过的幸福。他年年纪念鲁侍萍的生日，按照鲁侍萍的习惯摆家具，夏天关上窗户。鲁妈的来临，尤其是关窗户的姿影勾起了周朴园的回忆。但当周朴园确认眼前的鲁妈就是当年的鲁侍萍时，他立刻从深情的回忆倒转为厉声呵斥“你来干什么”。转变的刹那，潜藏着无穷的灵魂冲突。鲁侍萍的内心冲突同样强烈。她三十年前与阔少爷未婚同居的屈辱命运，竟然轮回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她“望着朴园，泪要涌出”。听到周朴园说出“你来干什么”，她“没有委屈，有的是恨，是悔”。她恨，曾经的爱在暴风雨中断裂成为恨，对自己的恨、对负心男人的恨、对命运的恨扭结在一起，纠缠了整整三十年。她悔，她以为如果没有当初盲目的爱，也就不会有之后的痛楚凄凉。
弗洛伊德特别强调性本能对人格之形成和人之行为的意义：五岁到十二岁为性潜伏期。之后进入青春期，冲动苏醒，一边承受着青春期压力，一边开始被异性吸引，最后导致性结合。弗洛伊德认为，儿童在“放弃了自淫，再以体外的一个对象代替本身所有的对象”时，爱的第一对象是母亲。这个以母亲为对象的性选择，弗洛伊德名之为“俄狄浦斯情结”。
30年前周朴园抛弃了鲁侍萍、娶了有钱人家的小姐之后，将儿子周萍送到了乡下。幼小时候母亲的爱抚、爱抚被剥夺的创伤在周萍身上不可能彻底消失，长大之后便转移到了继母身上。
持俄狄浦斯情结之人，大抵到依恋母亲为止。乱伦是人类文明的一大禁忌，然而，年龄上的接近、母爱需求和性爱需求的混沌未分、繁漪的继母身份，使周萍在潜意识的支配下越过了雷池。俄狄浦斯情结在周萍身上再现：他占有了他的继母，实现了郁积于心的“弑父”愿望。一句“愿他死，就是犯了灭伦的罪也干”，泄漏了灵魂深处的秘密——性与复仇。
长久的情感压抑获得渲泄之后，是畸恋的阴影所带来的恐惧和罪恶感。周萍为之痛苦，急欲摆脱，繁漪却因爱而“复活”，决心坚持到底，甚至为此否认自己在周家的伦理身份。
为了寻求正常的情爱之途，周萍抓住了涉世不深、天真、美丽的少女四凤。但是，即使在与四凤偷欢之时，心理上的阴影也会悄然而至：四凤怕周朴园知道他们的恋情，周萍忧心忡忡地说：“可怕的事不在这儿。”果然，暗处的事显明了。周萍更加害怕的是乱伦的惩罚——被迫离开这个家，失去财富、地位、舒适的生活。
周萍决定以最简洁的方式与乱伦之罪一刀两断：离开周家。雷雨之夜，周萍向四凤告别，跟踪而来的繁漪从外面关死了窗户，导致周萍与四凤的爱恋关系初步暴露。鲁妈力阻周萍与四凤的出走。在得知四凤已有身孕之后，鲁妈重复了当年的天真。她叫他们“最好越走越远”，以为自己的儿女可以就此悄然声息地走向幸福。
“理”所当然，绝望的繁漪再次出现。当着众人，繁漪公开了自己与周萍的关系，还唤来周朴园，让周鲁两家的血缘纠葛彻底曝光。
周萍不知道这一切真正的缘由，更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只能将自己灵魂和行为的罪认成绝望的生之罪：周萍对父亲呐喊一句“您不该生我”，然后了断生命。
鲁侍萍把一腔怨恨指向周朴园，周萍最初的恐惧、最后的自我否定似乎也指向周朴园，但是，周朴园又能够如何呢？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婚姻，甚至无法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以容身之所，更没有力量阻止周冲、四凤之死。当他发疯似的叫喊“萍儿，萍儿……我的大儿子呢？”时，回答他的是“书房的枪声，屋内死一般的静默”。
▲《俄狄浦斯王》
《俄狄浦斯王》中，一张命运之网清晰可见。与《俄狄浦斯王》不同，《雷雨》的命运之网中不再是英雄孤独的反抗与绝望，而是太多鲜活的脸孔在激烈或沉默中走向最终的死寂；每个人不仅仅是天命实现自身的工具，而且是行走在好像是自由选择最终却被残酷隔断的人生路上，直到注定的终局。
是的，《雷雨》中的每个人至少是出于真实的性情做出过一定限度的自由选择：鲁侍萍选择了周朴园，周朴园选择了鲁侍萍与繁漪，繁漪选择了周萍，周萍与四风彼此选择。然而，鲁侍萍与周朴园没能结合，因为周朴园无法对抗自己的整个家族。繁漪与周萍没能结合，因为这个男人承担不起繁漪不顾一切的爱与疯狂，更承担不起乱伦之罪，甚至于承担不起父亲的强势压制。周萍和四风没能结合，因为种种纠葛伴随着周萍与四凤的相恋迅速结束，三十年的爱恨罪孽一起压在这风雨飘摇的爱情之上。
纷繁复杂的因素直接使自由选择终成空言，这仿佛在说只要改写当初一念，就可终身幸福。然而，所谓的自由选择本身往往就是不自由的，因为被“罪”驱使限制的人，常常专注于情欲和骄傲。真正的自由未必就是任意而为，反而应该是在福音中节制。正如圣经中彼得强调：“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前书2：24）
情欲令人向往，几乎所有社会体系都有“禁忌”。西方世界流行的圣经这样命令：“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不可露你继母的下体，这本是你父亲的下体。你的姐妹，不拘是异母同父的，是异父同母的，无论是生在家的，生在外的，都不可露她们的下体”（利未记18:7-9）。
不要如《雷雨》中的主人公那样贪恋“肉体的情欲”，也不要如秦王嬴政那样贪恋“今生的骄傲”。乱伦之人非疯即死，大秦二世而亡。圣经的作者当然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结局。先知一再叮嘱劳碌而不思考的贪婪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书1:2）
貌似道德律不可违反。然而，在《圣经》中，人类的罪从来都是对圣洁的造物主之背离。一切的贪恋、自私、惧怕和暴虐已成事实，“律法”就只能让人灭亡。爱，能遮掩很多的过犯；爱里没有惧怕。如是，道德律便是对人类的关切，更预示着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救恩。
圣经最集中表达男欢女爱的《雅歌》说，真爱需要在盟约中等候，正如今日我们等候基督再来。
恐惧被认为是生命中崇高的基本来源，实际上更是人类宗教情感的重要来源。作为下议院议员的美学家柏克指出，“在极个别情况下，强力的伤害能力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剥去，那时再去看强力的效应，强力的一切崇高性都来自通常与之想伴的是恐怖这一点就会凸显出来。剥去其伤害能力，你就摧毁掉了它的一切崇高性，他顿时成了可蔑视的东西”。
曹禺引入“教堂医院”、“十字架”、“圣乐”，似乎是为整部《雷雨》注解，又似乎是为残年的周朴园指出回归之路：只有博爱、自省、节制贪欲且承担责任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道德的人生，才是真正自由的人生。
正如曹禺自己所说，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实际上不相信那位在各各他山的十字架为他死、三日后荣耀地复活的耶稣基督。在他看来，命运残酷无比，上帝让人死而不休。文学作品中“永生之道”的大规模缺乏，虽然不影响曹禺偶尔写下莎士比亚那样伟大的剧本（如同有俄狄浦斯情结之刻画的《哈姆雷特》），却决定了曹禺所在国度现当代文学的整体境界。
由是，无论在内心，还是外在环境，曹禺都无法持久地如英国的莎士比亚那样幸福地创作。也可以说，在这个国家，《满城尽带黄金甲》的丛林法则观，早已鲁莽地扼杀了《雷雨》含苞欲放的真理观。
转载自“慕义会”微信公众号，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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