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世俗中,却不属于它——从奥斯卡看世俗主义
西方为何会产生世俗主义?在梳理这个问题之先,我们必须了解信仰的哲学前提。
泰勒指出,中世纪的西方人所以会沈浸在宗教信仰里,可归结于三个因素。第一,自然世界看起来像具符号作用,指向在它之外、超越“自然”之物。第二,人类社会的模式是依据更高的实体而来;换言之,地上国度的根据是天上的国度。第三,人是活在受魔咒的环境里,这世界有外来的力量在控制,是敞开且脆弱的,并非封闭与自足的。
十八世纪以后,欧洲由启蒙运动带动,在科学上突飞猛进,不少自然现象可以用科学作出解释,以致社会产生一种“解除魔咒”的思潮。欧洲人愈来愈不依靠信仰去解释自己存在的意义,他们所关注的只是今世的活动,不理睬天上的国度。自然神论因此蕴育而生,这种思想承认有位造物主,可是认为这位神不再理会所造的世界,因此人与神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科技文明的进展,人们愈发以今世的成就为进步的象征。西方人不再追求“神圣”,却向往“世俗”。今天,世俗主义已经俨然成为一种宗教。它本身有对“至善”的看法、有类似宗教的体系与伦理尺度。世俗主义者拥抱“排他的人文主义”,否定超验的价值,提倡自然主义,只寻求活在今生的意义。
早在十九世纪,英国作家霍姚克(George J. Holyoake)就提出“世俗主义”(secularism)一词。当时他的意思是指:欧洲社会正在酝酿一种社会秩序,这种新作风并不尖锐地批判信仰,却意图把宗教排除在外。他自己本身是不可知论者。
在政治方面,世俗主义被特别诠释为:政府机构与代表国家的公职人员要与宗教团体和宗教领袖区隔出来。因为经过中世纪神权干政的纷纷扰扰,西方人对于宗教战争极为厌倦。在世俗化的影响下,过去一百多年来,西方社会的公共领域尽量与宗教划清界线。
工业革命带来普世物质条件的提升,无形中促进了物质主义的膨胀。人对今世物质的依赖有增无减。结果,“此岸”或现世影响不停扩大,人心对“彼岸”的渴望不断削弱。在 2011 年出版的《未来的基督教》(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一书中,伦敦经济学院退休教授马丁(David Martin)强调,世俗主义是基督教必须处理的最重大课题。
当世俗化在西方社会的影响逐渐扩大时,基督教难免受到渗透,于是出现“世俗基督教”的说法。教会愈来愈看重今世的祝福,过于追求永恒的福祉;成功神学等思潮也应运而生。
世俗化像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正不止息地冲击着传统信奉基督教的西方社会。
《鸟人》主角汤普森悲剧的一生,清楚反映出世俗人的挣扎与问题。如果生命只有今世临在性(immanent)的向度,而无永世超越(transcendent)的可能性,人只能在面对难题与绝境中坐以待毙。
世俗主义既然不以神为生命终极意义的依据,便自然会走向相对主义。然而,价值观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总是使人类社会趋于混乱与脱序。
在阐述临在性的问题时,哲学大师泰勒提出“临在性的弊病”之看法。史密斯教授将这点加以发挥,让我们透视世俗主义进退两难的窘境。倘若否定超验的向度,人便只能在宇宙本身找答案。如果没有造物主,宇宙只是自然产生的话,那么人的存在最多只是出于概率──而概率本身无法衍生出意义与目的。我们往往会发现,世俗主义即使能提供某种人生的意义,在遇到重大横逆时,这类“意义”却无法提供人活下去的勇气。
虽然世俗主义并不一定把神完全抛弃掉,但可以说,这种思潮仅是维持最低程度的自然神论(the Deist minimum ),神已经与人的生活彻底无关。
倘若世俗主义是现代化进程必然的趋势,是今天对人深具吸引力的世界观,那么,它是否能保证自身长期盛而不衰?其实未必。
照理来说,世俗主义所渗透的文化应该是蕴育无神思想的沃土,但全世界真正的无神论者恐怕不超过8% ,而有信仰者却高达84% 。无论我们到哪里去,总会发现:人需要神,人需要向超验敞开。
倡导“神死哲学”的大师尼采,老年时感到孤寂,甚至无法忍受。他把自己和相信神的诗人、哲人相比,叹息道:“我将但丁和史宾诺沙的画像拿出来,放在眼前,他们俩人总有神相陪。我现在一心只希望另有出路,希望有人可以让我怀疑我的理论。”泰勒在《世俗时代》一书的最后一章谈到“皈依”(conversion)的概念,即世俗人在生命的探索中可能会试图穿越“临在性的框架”,前往超验的领域中寻找答案。可惜尼采错过了机会!
原文标题:《从奥斯卡看世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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