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传扬真理而发声——七七事变中的矢内原忠雄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举国侵华时,却有一位日本教授,凭着信仰的力量,走出狭隘的民族利益,以先知般的姿态严厉地谴责日本违反正义的侵略行径,他就是矢内原忠雄。
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成为日本民主化后,东京大学的首任校长。
1937年,当日军藉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日本东京大学经济部教授矢内原忠雄,公然反对日本出兵攻打中国,并呼吁执政者悔改。他“以骨头做笔,以血汗做墨水”,在《中央公论》上发表评论《国家的理想》,根据《圣经·箴言》中的“公义使邦国高举,罪恶是人民的羞辱”发声疾呼:“国家理想的目标应是正义,也就是保护弱者的权利免受强者的侵害压迫。国家违反正义的时候,国民一定会扬起批判的声音。”
当《国家的理想》于1937年九月发表时,马上收到相关单位删除的命令。因为这篇文章,矢内原被迫辞去东京大学教职。同年12月南京大屠杀发生时,矢内原在辞别东大教职的演讲中悲苦不已:“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矢内原忠雄,被称为“人格者”(日文:人格高尚之意),生于1893年。青年时代的满州之旅决定了他一生研究与抗争的基调,立志成为专攻殖民政策的经济学者,批评日本殖民政策,并为基督信仰与大学教育鞠躬尽瘁。
当时19岁的矢内原记录下旅行中的沉思与感触:“当我在满州看到被劳役的中国人,无法不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我们不需要不义之财,我确实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
“比起利欲,日本应该更重视真理,以爱和正义对待邻国。”
在恶欲与野心中逆流而行,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气,更需要来自信仰与真理的永恒之光。高中时代的矢内原,渴望拥有一个“确实的人生”,却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渺小、软弱、丑恶。对于爱的不足、理想与实际自身的差距、罪的意识”,并深感痛苦。
在长辈的引导下,他成为基督徒。而后在大学生涯中,读到《圣经·以赛亚书》36-39章,他深切体认到,因着以赛亚这位先知,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于灭国之灾。以赛亚先知的呼声,成为矢内原学术生涯的榜样,在最黑暗的时代,他向日本发出先知的呐喊。
矢内原曾说,“理想虽然是无形的,却不是无力的。现实虽然可以歪曲理想,却不能消灭理想。” 当矢内原因为坚持反军国主义受当局压迫,向东大提出辞呈离开教席之后,困顿贫乏中,继续在自己创办的《嘉信》杂志宣扬和平与基督信仰,其无畏的道德勇气被视为日本的良心。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他立即被邀回东京大学任教,之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然而,不论在何种境遇,矢内原坚持先知的使命,一生为传扬真理而发声。
不可否认,在国家至上的极权主义阴影下,是无数日本人的沉默,造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冷漠,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爱与公义的源头;在荒凉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不论自己、社会、本国国民、外国国民,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只要正确的认识、不惧怕、去责难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神的公道正义,就是真诚的爱。”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嗜血,矢内原忠雄挺身而出,他的勇气根植于上帝的公义,他诚实的内省与忏悔,来自基督信仰的真理。
“七·七”卢沟桥事变纪念日,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人在愤怒与哭泣之后,应当作出更深的省思:倘若在当年,我们是日本的国民,我们会选择抵制国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还是沉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们是日本的政治领袖,我们会选择勇敢承担历史的责任,还是佯装无辜推搪卸责?在控诉过往历史伤害的同时,我们自己在家庭、工作与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样的冷漠盲从,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来满足我们的利益与心中无限膨胀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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