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影响和撬动世界?
没有共同的道德法规,人类无法过群体生活。然而,若没有对神的敬畏,人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恶念就会洪水般地往外涌,是社会法规“堵”不住的。波斯政治家兼诗人撒迪(Saadi)曾说:“我畏惧神,其次我畏惧那些不怕神的人。”因敬畏神而有的内心制约,辅以社会法律的外在强制,社会的长治久安才有可能。
“科学方法之父”培根说过:“有两本书作我们指导的指南针,以免我们误入歧途。第一本书是启示神旨意的《圣经》,第二本书则是展现神能力的自然界。”笔者曾经写道:神创造了自然规律,实验科学的任务是认识这些自然规律。在这一点上,基督教信仰与科学是和谐的。但是,科学不能创造自然规律,也不能改变自然规律,只能认识已经存在的自然规律;科学属于物质界的范畴。信仰不是认识自然规律,而是认识创造自然规律的那位神;信仰属于灵界的范畴。因此,信仰是超越科学的。人们在科学思辨的基础上,必须经历信心的飞跃,才能从物质世界升华到灵性世界,才能认识神。
《圣经》是西方文学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是西方文学创作的灵魂。有学者形象地把《圣经》的思想、人物和用语比喻为文学界所通行的“货币”。
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 1564 - 1616 AD)是英语文学世界的佼佼者。在莎翁的五十二个年岁里,他创作了37出戏、6首诗、外加154首十四行诗。学者们观察到,在莎翁的文学里,大约有八千个《圣经》的出处。英文系教授米尔瓦德(Peter Milward)更宣称:“《圣经》里几乎没有一卷书不被莎翁在戏剧里用上一个字,或者一句话的。”
大学的出现也源于基督教会的影响。一般人都接受拉希德(H.Rashdall)对大学的定义:“一个学术的协会,无论是师长或学生都致力于较高的教育或研究。”有学者指出,世界所有的大学都应回溯到主后1200年左右的牛津、巴黎和波隆纳。在牛津和巴黎,基督教神学和亚里斯多德思想是主要科目;在波隆纳,主要科目是教会和民法。其后又出现了英国的剑桥大学。在美国,最初的123所学院或大学几乎都源自基督教,是基督徒为训练教牧而设立的;哈佛、耶鲁、布朗、普林斯顿、纽约大学、西北大学等都是如此。哈佛是在约翰哈佛牧师(Rev. John Harvard)捐赠金钱和书籍后开始的。在哈佛大学入口的石碑上刻着:
“神带领我们安全抵达新英格兰之后,我们建立了家园,提供了谋生所需,设立了方便的地点以敬拜神,也建立了市民政府;接着我们所渴望和关注的事情之一就是推进学习,和使它永存于后代;唯恐当我们现今的传道人归于尘土以后,给众教会留下一个没有文化的事工。”
《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灵,是生命(约6:63)。《圣经》有改变人的生命的大能。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现仅略述一二。
两千年来,无数不为人知的宣教士奔赴世界各地,把《圣经》介绍给当地的人民,领他们出黑暗入光明。十九世纪,米尔内(A. W. Milne)进入新几内亚的食人族里面。随着食人族一个一个地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他也跑完了自己的人生路程,被葬在当地。昔日的食人族、现今的基督的仆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着:
这里躺着米尔内。
当他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没有光;
当他死的时候,我们没有黑暗。
没有任何一本书,可以与《圣经》相比。没有书像《圣经》那样改变了那么多人、那么多文化、和那么多国家。《圣经》与整个世界和每一个人的关系是那样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圣经》,世界会是什么样?这是一个令人惊悚的问题。如果没有《圣经》,民主政体、现代科学、高等教育、慈善事业,等等,都不会出现。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圣经》,世人就无法得到救恩,就将永远与神隔绝,永远在黑暗里挣扎,永远没有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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